导语：关于夏曦的死因，有若干种说法，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，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，途中落水，有些战士看见了，本可

关于夏曦的死因，有若干种说法，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，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，途中落水，有些战士看见了，本可相救，但因对夏曦的“肃反”乱杀人非常气愤，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，夏曦终至溺水身亡。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，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。1984年，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，夏曦的照片也挂在墙上，他被认定为烈士。但是，前来参观的前红三军老战士人没有忘记夏曦当年的劣行，他们火气十足地指着照片，数落不休。看来，当年夏曦落水，战士不救，极可能就是夏曦的真正死因。

湘鄂西“肃反”的核心人物是夏曦，他所制造的“大肃反”给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带来了极其惨痛的灾难性后果，可谓时人闻之色变，后人念之断肠。在中共党史上，夏曦是个著名人物，但这个“著名”主要是恶名昭著，原因就是他曾干过“大肃反”这件大坏事。关于夏曦，我看过不少文献材料，包括学术论文、人物传记和媒体介绍。其中一书一文给我的印象最深。一书是刘秉荣先生写的《贺龙大传》(同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)，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夏曦史料;一文是李诚先生写的综合性述评《夏曦：湘鄂西“大肃反”制造者》(见于2010年7月27日《作家文摘》)。下面就根据这些文献材料(引述时不一一注明)，谈谈夏曦其人和他所犯的“肃反”错误。

一

王明、博古当政时期，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，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。他是所谓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。1932年，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，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，在此任上，他以抓所谓改组派、托派、AB团、第三党、取消派为名，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，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。贺龙曾说，夏曦的“肃反杀人，到了发疯的地步”。

红六军团领导干部合影。前排左三王震，左四夏曦，左五肖克。

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，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，就多达十一人。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。段德昌是著名的红军将领，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，曾任红六军军长、红三军第九师师长。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。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《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》，就是发给段德昌家属的。柳直荀也是著名红军将领，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、红三军政治部主任。毛泽东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词中所吟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之“柳”，就是柳直荀。我党著名的革命老人谢觉哉，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，也被夏曦列入杀人名单，只是因他被敌军所俘，关在敌营中，才幸免一死。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夏曦的怀疑。贺龙险些被当成改组派肃掉。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“并没有死，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”。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，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，但经过夏曦“肃反”，加上牺牲和逃亡，只剩下几千人。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“清党”，清到最后，只剩下“三个半党员”，三个党员是关向应、贺龙和夏曦自己，半个党员是卢冬生(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，只能算半个党员)。夏曦一共搞了四次“肃反”，本来还想搞第五次，但被中央制止，仅其中第一次，据贺龙回忆，“就杀了一万多人”(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“处死百数十人)。当撤离洪湖苏区时，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“肃反”中逮捕的所谓“犯人”一半枪决，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。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，因为常捞上死尸，湖水甚至变了颜色。解放后多年，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。

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，“左”的东西很可怕，好好的一个局面，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。每当看到小平这句话，我就会想起夏曦的“肃反”。真是念兹痛史断人肠啊！

二

从《贺龙大传》及《夏曦：湘鄂西“大肃反”制造者》等文献材料提供的情况看，夏曦的“肃反”杀人，有三个特点，一是肃反理论极端错误，二是抓人杀人的理由非常荒谬，三是太残酷。

先看夏曦的肃反理论。《贺龙大传》记有一段夏曦与关向应谈论肃反方针的对话：

关向应说：“肃反不能停，不过，杀人要慎重。”

夏曦说：“宁可错杀，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。”

“宁可错杀，不使漏网”，这就是夏曦的肃反理论。这个理论，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起码的法制原则，是极端错误的，说好听一点，是宁“左”勿右，实质上就是法西斯杀人理论。谁都知道，蒋介石法西斯蒂的“清共”名言是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走一个”，夏曦的杀人理论与之何其相似。法西斯杀人，是完全不讲法制原则的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采取任何邪恶手段，不惜胡乱杀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。这当然不假，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，却绝无二致，而且，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，二者更无不同。要说不同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、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，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“国民党刽子手”。

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。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，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，大家都为之兴奋，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，他对关向应说：“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，竟战绩如此之大，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，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。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，他扩大的军队，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，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？”经过关向应劝阻，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。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：打了胜仗，消灭了大量敌军，却成了投敌的证据。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？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，也被认为是投敌，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间计，多少制造出了一些“证据”，而夏曦呢，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。

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。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，根据何在呢？《贺龙大传》写道：

夏曦面目一沉说：“种种迹象表明，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！”

贺龙说：“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？”

夏曦说：“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，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。”

贺龙问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
夏曦说：“证据就是打了败仗。”

夏曦所说的两条理由，都是极其荒谬的。试问，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狡猾伪善，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，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伪善和忠于革命的证据吗？所谓段德昌“打了败仗”，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军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。此役失败的责任，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，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，于是便把“打了败仗”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。这又是在凭空猜想。前面说过，卢冬生打了胜仗，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，到了段德昌身上，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。总之，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，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，是反革命。这种随心所欲、反复颠倒，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的整人伎俩，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。

再看夏曦的残酷杀人手段。段德昌、王炳南、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，王炳南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，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，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，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。为得到所需口供，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。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：“这三个人极其顽固，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，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，陈协平十指打折，可他们什么也不招。对他们，我们还要用重刑，一定撬开他们的口。”如此残酷地用刑，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、白公馆有何区别？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，提出一个要求：“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，杀我时，不要用子弹，子弹留给敌人，对我，刀砍、火烧都可以。”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，苍天也要动容，鬼神也会俯首。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冷酷之心。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将段德昌残酷地砍死了。

王炳南、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。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，是被人架着砍死的。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，然后十人分为一组，用铁丝穿透肩胛骨，到各村寨游街，其中不少人死在游街的路上。夏曦竟还亲自动手杀人，他身边4个警卫员，被他亲手杀了3个。贺龙曾经用“恐怖”二字形容湘鄂西的“肃反”，那的的确确是恐怖啊！贺龙曾经哀求夏曦说：“老夏，不能再杀了，再杀就杀光了。”夏曦听后，只是默然而已。

三、夏曦当时何以能如此胆大妄为，一手遮天，无人能够约束？

夏曦何以如此胆大妄为，一手遮天，无人能够约束？原来，按当时党内规定，夏曦有“最后拍板权”。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：“哪怕所有的人反对，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，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，非服从不可。捕杀师、团干部，我和夏曦争，从来争不赢。”争不赢是当然的，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。面对一个被赋予了“最后拍板权”的人，你就是再有理，就算是真理的化身，又有什么用？而具有“最后拍板权”的人，哪怕思想再歪，品质再坏，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？所谓“最后拍板权”，实质就是党内独裁。贺龙和独裁者争，哪能争得赢？

薄一波在《领袖元帅与战友》一书中转述了贺龙的看法，贺龙说：“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‘左'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？原因很复杂，有宗派问题，有路线问题，也有个人品质问题。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！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，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，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，极有启发性。实际上，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，许多搞极左的人，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，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。

关于夏曦的死因，有若干种说法，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，夏曦因前去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，途中落水，有些战士看见了，本可相救，但因对夏曦的“肃反”乱杀人非常气愤，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，夏曦终至溺水身亡。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，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。夏曦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，是极为严重的“犯罪性”，即通常党内做检查时常说的“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”的错误。

夏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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